岭南“新移民”生态叙述与地域文学的现代转进

进入新世纪以来，地处中国南方的广东，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其独特的文学创作精神和姿态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展现出别样风格，如珠三角地区打工文学持续发酵、都市文学不断演绎、底层文学代表作品《那儿》发表、第一部网络手机小说的出现等等，这些前沿的文艺现象与地区文学地理环境、创作群体的生成发展有着至关紧密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广东既有以廖红球、程贤章、廖琪、梁凤莲等当地作家为代表的岭南原乡文化展现作家群，又有以王十月、郑小琼、曹乃迁、盛可以等人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群。新时期以来，岭南以偏于一隅的文化地理格局和处于中国改革漩涡中心的经济背景，共同构筑了当代岭南文化和文学的格局，促进了地方文化新内涵的生成，这种文化现象及文学表现，较之当下文学地图中的内地、港台及海外华人版块，虽然存在根基上的族群同源、文化同一，有着深厚、牢固的国族心理和情结纽带，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异质性和独特性，却常常为人所忽略。于是，当莫言仍在为山东“高密乡”那一个个轮回纠结，韩少功在“鸡头寨”上为那一场场仪式缅怀，王安忆在上海的弄堂里低声吟叹之时，伴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南方”却已然在民工潮、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开启着“孔雀东南飞”的历史行程，在逝去的村庄与繁华都市空间下，感受着来自现代人内心的彷徨、人性的变异和生存艰辛。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乡愁情结、城市欲望和历史诗学的纠缠，映现出了当下岭南文学的复杂生态。

一、都市村庄与农民市民化叙事

三十年来，由于人口迁移所形成广东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一直以来以一个独特的创作姿态和精神能量，承载了与国内其他地区所不尽相同的岭南文化基因，外化出有别于京沪等地的文学生态。回顾新世纪以来，广东“新移民”作家群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蒋述卓曾有过这样一个统计，即以广东作协编辑的《2005—2006广东小说精选》和《2007—2008广东小说精选》为例，统计出两书收录的七十多篇中短篇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者为外地迁入广东的中青年作家。这些活跃于全国文坛的作家，无一例外地刻有“新移民”的印痕，如曹征路、南翔、魏微、盛可以、王十月、鲍十、郑小琼等。为此，张燕玲感叹道：“近十年，我们真的难以在国内其他地方看到有如广东如此庞大的文学队伍，他们悄然地改写着中国的文学版图。尤其近十几年来，全国各地涌到广东的新移民，在‘经济至上’的生活氛围里，居然就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以人生作文、以心性写作的人们，而且以青年人居多，以新移民居多。写作队伍的庞大、写作激情的高扬、写作形态的多样，构成广东文学的突出景观，也令中国文学的版图发生了变化。”①

2001年从四川南充乡村到广东东莞打工的郑小琼是广东“新移民”作家的一个代表。这位在获得人民文学奖、庄重文学奖之后拒绝进入作协并始终坚守在诗歌第一现场的80后女诗人，用她六年多在东莞东坑镇黄麻岭的生活经验和都市印象，以《黄麻岭》为名创作了汇总一百多首短篇和数首长篇的诗歌集。这部被喻为城市化背景下村庄书写的打工者诗篇的典范，写出了在南方都市中“村庄”变迁及工业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多样生命体验。而作为其中广东众多“城中村”的一个缩影，黄麻岭的凤凰大道、寒溪河等都构成了诗人笔下的村庄意象，这些意象让真实的城市和村庄在她的文字中呈现、复活：“我认识的这个南方海洋边的村庄／我在它的身上行走，走过了许多年／看见荔枝林下，屋舍，楼房，厂房／灯光下外乡人与毛织厂的姑娘……开花落花的水仙，停停走走的车辆／我都把它们唤作黄麻岭，我看见自己／在它的身体上生长”（《黄麻岭·村庄》），虽然和所有的流动女性一样，满怀着漂泊感和孤独感，但显然，她对黄麻岭这个承载着无数打工群体梦想的南方村庄是有感情的，她把“青春丢失在这里”，城市化进程中由农业村庄转变为城市村庄的种种阵痛，让她的笔端流露出了对南方城市现实的锋利与脆弱，这正恰如张清华对其的评价：“她和时代之间会构成强烈的互证关系。”②

王十月，这位以《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青年打工作家，2009年再次以《无碑》而引起学界的关注。在《国家订单》中，王十月从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中去重新审视了长期被极端处理的劳资关系，从另一个层面客观地表现了当代雇主与工人之间休戚与共的唇齿关系，改变了以往作品在处理劳资关系中长期“妖魔化”资本和老板的倾向。在作品中死者张怀恩的家人原本满意小老板的赔偿，但是在为工人维权的律师周城“帮助”下他们的反悔却致使了小老板无路可走，自寻短见。他重新把资本放在人性的面前进行了考量。而后者《无碑》则以城中村为背景，写出了在珠三角普通打工者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写出了一个时代、一个村庄、一家工厂、一群人的沧海桑田，在“瑶台”这个珠三角边上的城市村庄，演绎了“新移民”及底层生存者的悲欢离歌，再现了当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和个人局限。而其中对于岭南都市及村庄的民风民俗感受和体验尤让人深刻，王十月在《无碑》中极力地表现了南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参与者、缔造者的生命历程和心理诉求。

南方城市村庄在“新移民”作家叙事中逐渐地消逝，伴随着种种复杂的情绪。被喻为“珠三角的史诗”展锋的长篇《终结于2005》，讲述了珠江三角洲一个村庄的姬姓家族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面对土地流失并从村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叙事围绕现实空间和历史线索展开，在浓郁的岭南乡土环境与人情风俗背景下，展示城市村庄中农民的繁衍史和精神史：男人与耕种、女人与土地、生殖与种植、繁衍与收获等。作品从多个层面反思了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人与土地的关系，揭示了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商业文明转型的必然趋势。直至篇末，村支书“大伯”将全村人安妥为城镇居民后，自己仍然保留了村民身份转去仙岭村落户，深刻地表明现代人在城市化面前的坚守，表现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人内心深处沉重的土地情结。而另一位在新世纪被广泛关注的深圳“新移民”作家曹征路，他以中篇小说《那儿》被誉为当代“底层写作”的杰出代表。从《那儿》到《问苍茫》他都以敏锐的目光关反映社会底层的问题，书写了在珠三角现代化进程过程中被时代忽略了的芸芸众生，在《问苍茫》中，国企转业官员、职业经理人、私企老板、台商、二奶、大学教授、打工妹……他们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幻想、挣扎和蜕变，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构成了深圳经济社会结构的另一横截面，浓缩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艰难转型路上一个长长的剪影。

广东“新移民”作家群生活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前沿，在城市中书写出一个个漂泊的灵魂、创伤的精神，触及在城市背后“村庄”的消逝与人生存困境。特别是对于农民市民化问题，他们感受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其职业身份的转变(非农化)和居住空间的转移(城市化)，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过程(市民化)和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结构化)与城市社会生活再适应的过程(再社会化)”。③这些视角的选择无疑是来自于广东“新移民”生存状态的自然反映，是广东“新移民”作家在现代化、城市化追求背景下对人生态生存的一种希冀。

二、地域历史叙述及其价值的现代转进

在现代文坛上，几乎每一位作家都是其地域文化的叙述者和原乡风情的传播者。从鲁迅的浙东鲁镇风貌到沈从文的湘西边城；从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到以李吉力人代表的“巴蜀文化”；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地域社会结构描摹，到海派“十里洋场”中都市文化的悲剧阐扬。地域空间作为中国文学叙事的重要场域和话语资源，历来被人所十分重视。反观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其创作也大多与本土文化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如张炜之于芦青河、李锐之于吕梁山厚土、张承志之于回民高原、阿来之于川坝藏地、迟子健之于漠河丛林、李杭育之于葛川江人家、叶兆言之于秦淮河掌故等等，无不靠一方水土养育，得故乡天地灵气滋润。而广东文坛早期的欧阳山《三家巷》、秦牧《花城》，以及后来者廖红球、程贤章、廖琪、梁凤莲、张梅等都算是其中代表。

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岭南文化”除了可划分为‘汉族风俗文化’和‘少数民族风俗文化’外，更可根据方言分为“广府”、“客家”、潮州“三大族群，它们都是岭南文化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④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岭南文化书写继续呈现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岭南风情和民俗变迁。在客家文学方面，廖红球以粤东山区客家人居地“月影村”为背景，2005年出版了《苍天厚土》。书中以客家后生、农民企业家李大牯自办自行车轮框厂的艰辛创业为线索，讲述了他与两个女人（月秀和左千叶）的情感纠葛，形象演绎了在现代化背景下南方“客家人”的心路历程与生存状况。作品包涵着关于迁徙、隐忍、嬗变的主题，对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会合，以及时过境迁之后葆有的独异个性都有详尽叙述。这正如谢有顺所说的：“该书除了描绘月秀、李大牯、左千叶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还见证了在社会思想、伦理裂变时期（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客家人艰苦创业的心灵历程。”⑤另外，程贤章也通过小说《围龙》细述了广东客家民系坚韧不屈、敢于斗争的社会变迁史。作品通过客家围龙屋“进士第”的变迁再现了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陈长修在南方策应康有为戌戍变法；陈长胜、陈长捷在广州起义中英勇就义；谢晋元、黄梅兴等客家子弟在淤沪抗战中惨烈牺牲；“文革”中陈氏家族及烈士家眷饱受到冲击，以及改革开放陈氏家族后裔回乡办厂、投资等，呈现出了客家民系艰难的创业史、苦难史。历史与现实，想象与真实，在程贤章笔下客家民系辗转迁徙的艰巨和漫长的时间线索中获得了一种历史诗学与现代视角的结合。

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国人不仅以茶为体，参悟修身养性之道，还藉“茶”察人，总结出诸多幽深的人生哲学。“茶”在潮汕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恰如“围龙屋”之于客家人，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符号及精神象征。据称，中国人饮茶虽有数千年历史，但偌大的中国，当今茶道最精细认真者，非潮人之“工夫茶”莫属。⑥进入新世纪以来，潮汕作家廖琪以“茶”为名创作了小说《茶道无道》，并以“茶”为中心讲述了两代潮汕人与茶的关系，展现了秦氏家族两代茶人颠破沉浮的命运。秦氏家族以经营茶叶而辉煌了半个世纪，不料却因为一对晚清诗人丘逢甲专门请人设计的陶壶，引发了秦贾两家的冤仇，结果秦家大院被毁之一炬。为求生存，秦文辉将女儿秦凤丫寄存于罗明理的老家，自己却在潮汕小镇香城开起了“正气茶庄”，不料十年之后，“正气茶庄”又遭文革劫难。改革开放后，秦凤丫试图东山再起，怎奈贪欲横流，历经艰辛的事业再次付之东流。书中以茶喻人，以人映照茶，呈出了现代人在澹泊宁静的茶道之中已无“道”，只留下争权夺利、尔虞吾诈及无休止的人性欲望，是对传统“茶道”的现代性消解。

对于岭南地域文化的展现，梁凤莲无疑算是一位创作颇丰的作家。出生于广州的梁凤莲，十年间先后完成了《羊城烟雨四重奏》之系列《西关小姐》、《东山大少》两部，以广州真实的历史场景“西关”、“东山”为纬，全面真实地演示了一幅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中的先进代表，是广东省的旗帜性文化。⑦从小对城市骑楼和西关风情熟稔于心的梁凤莲，用大量的笔墨再现了其中的风物人情。在《西关小姐》中作者以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积淀的文化符号——西关小姐为中心，演绎了近百年来广州城市变化、时代变迁及家庭兴衰的悲喜剧，在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中展开了等一幕幕有关情爱、事业的生存命题。可以说，《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正是通过借助百年西关的风云史，把广府文化及其中人物的性格发展用文学的手法还原和表现了出来，是一部充满温度且感性的岭南文化史。

不管是《围屋》、《茶道无道》，还是《西关小姐》、《东山少爷》，这些以岭南文化中客家、潮汕、广府民系文化“核心”符号直接入题的文学创作，还是旨在展现其中文化精理的《苍天厚土》，都无法回避广东地域作家对本土文化的那种热切和眷恋。这种眷恋体现在二十一世纪快速的城市化面前，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于现代性视域下人性变异及文明更替的重新审视，也表现了他们之于传统的守成姿态。而这种来自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前沿视角对于正处于快速现代化的中国内地而言，不仅具有对地域文学创作的借鉴意义，还具有对文化传统如何在现代化面前进行价值转进的启示。

三、构建文学地图的“南方”维度

杨义先生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诠释》中对地方作家群的特点进行了阐释，认为：“至于作家群的汇合、形成、发展和最后风流云散的集散地，这也反映了某种文学在主流社会中占据何种地位，文人墨客中采取何种身份姿态，以及如何才有利于文学发展等属于文学生态的问题。”⑧作为身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作家群，其中“新移民”视角和地方叙事的胶合，又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文学生态，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姿态呢？

其一，“新移民”叙事从怀乡到异乡反思。中国历史上远离故土的文人大夫一直存在着浓郁的“乡愁”情结，如“明己遭忧作辞”而作《离骚》的屈原、《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中“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游子，都体现了作者对故乡无法排解的忧愁。但广东“新移民”作家群的作品——《黄麻岭》、《国家订单》、《无碑》、《终结于2005》、《问苍茫》等都已再难于看到传统乡愁的主题直接再现，而更多的是对现实所处“异乡”的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由此可见，属于跨界创作的“新移民”作家群体其文学触角已经出离了传统的乡愁单一表现，并改由传统的怀乡情结转向为“异乡”的文化认同和空间的关注。因为“对于个体移民而言，无论是迫于外在压力，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而谋求融入主流文化本是无可厚非。”⑨移民个体由于外在生存空间的变化并由此产生的对融入当地文化主流的迫切，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乡愁的意蕴。总的来看，当下“新移民”对于城市化中现实的关注及问题意识的产生，在文学审美形式上多表现为鲜明的现实化倾向、敏锐空间意识和多变的文化视角。

其二，本土创作：从历史回溯到文化守成。本土作家由于缺乏跨界视角的转换，他们既无空间认同感的危机，也缺乏“移民”的漂泊个人体认。因此，本土作家往往较少关注空间，而注重向时间和历史纵向进行视角的回溯。然而，其中的历史叙述却有别于当下为人所熟稔的新历史主义观，因为“新历史主义是在进行‘虚构的虚构’，它在文学史的虚构中再度虚构出一种关于乌托邦、政治斗争、政治叙事、话语修辞、审美目标和人的精神等新的虚构话语，使它的结论与它所阐释的材料日相脱节，甚至为了其意识形态的目的，而不惜将它叙事的对象在修辞层次上加以重组”⑩，也即是说，新历史主义对传统历史价值及观念的消解，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和重建权力意识为目的的。但《巷天厚土》、《围龙》等地域文化作品都不存在试图对一种历史意识形态进行颠覆的企图，他们仅是借更为深长的时间隧道去铺陈开岭南传统文化的习俗，并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的描摹和再现，对岭南文化传统进行一种缅怀。这种借历史时间纵深来展现传统，表现对传统的依归，是一种文化守成的表现。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认为文化守成主义是：“批评现代化过程及其结局是对人类诸般价值的残害”⑪，而恰恰廖红球、程贤章、廖琪、梁凤莲等所坚守“围屋”、“茶道”、“西关”的传统秩序，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发展过程中城乡文化的缺失，更多的是基于在现代化面前的一种文化守成姿态。

其三，岭南文学创作中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文学现代城市精神的欠缺。应该说《黄麻岭》、《无碑》、《终结于2005》、《问苍茫》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苦难叙事，它们注目于城市化背景下的“问题”，特别是对城市村庄的消失及当下农民“市民化”质素的增长，继续延伸着文学的社会性批判功能。但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时却缺乏一种深度的思考。如《无碑》中对于老乌逐渐农民工“市民化”走向，最后又落入了“市井”文化处理的鹊巢。于是，岭南文学对于城乡文化冲突的处理，要么仍站在原有农村秩序和传统视角，要么直接把农民市民化过程简单地镶入到原有传统“市井文化”中去，这表现了当下作家在都市社会自觉融入过程中对农民主体意识的有限把握，喻示着当代文学城市精神构建仍需漫长的过程。因此，当代“新移民”作家群在面对现代性命题下城市与村庄、传统与现代、生存与理想冲突时，应立足于个体微观的体验，积极寻求不同文化体的“杂合”，以求得更具包容性现代城市价值观念的形成。（二）地理历史诗学精神展现的不足。《围龙》、《茶道无道》、《西关小姐》这些直接以符号入题的本土创作，表现出了本土作家对往昔文化呈现的迫切心态，以及对本土文化流离的一种警觉。但在表现过程中，作者似乎准备了太多的传统习俗和文化佐料，他们似乎想在每一个细节中都有传统因子，这种过于堆砌文化习俗符号的方式，有伤害历史叙述诗学旨向的嫌疑。作家通过历史的展望，其目的在于对历史某种断裂处、可能处进行多元的“阐释”，而不仅仅只是简单地对原有历史章节进行叠加。这恰如福柯所言，历史充满了激烈断裂，而且，在任何一个形似处于某个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也都充满了被压制的它异因素。历史家的批判性任务就是对历史进行“谱系研究”，让历史中那些被压制的它异因素诉说它们自己的历史。⑫因此，向历史纵深迈进的广东本土作家，应该在出离只是简单借“历史”载“传统”的做法，从而把握住新型历史观的契入，对历史的断裂处进行再想象和再演绎，这正如莫言笔下的六道轮回之于文革中的“高密乡”。

后记

文学地图应该有高山平原、川流沧海，也应有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态系统。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生态平衡和文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考察当下岭南文学创作中新旧共构、推移进化的结构和多样化功能。对此，有人曾对当代广东作家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们立足于广东这个地域的文化，同时又卷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以及在这里面所经历的精神的价值的振荡。所以他们的作品对城乡剧烈变化和冲突当中积累的问题的把握，我觉得非常到位。”⑬但事实上，在现代与传统、过往与当下、城市与村庄的冲突中，作为城市化开启最早的地区广东，需要寻求一种更为良性的生态关系，在对于历史、对于地方、对于城市、对于现代化等命题上进行更为充分的交流，才能在文学中求得个体性、地方性与历史诗化的更自然结合和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