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趋向上，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几乎从不把注意力放在性情上。抑或正因为没有性情，西方哲学才能够产生出系统、成熟的认识论，从而为近代科学的发生发展奠定必要的理性根基。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全然不同。儒学哲学里，性情的问题因为几乎涉及着生活在世、安身立命、成家守业、社会交往、道德修持等人生实践的方方面面，所以始终备受关注。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不懂性情就无法理解中国人，也无法把握中国的文化、社会与历史。性情的问题牵动着整个中国哲学。相对而言，与其说儒学哲学是道德哲学，还不如说儒学哲学是性情哲学。比较中外不同的思想态度，就可以发现，有情的哲学与无情的、非情甚至是反情的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明显而深刻的差异。
一、法治与人治：知性形而上学与性情形而上学的分野
“问世间情为何物？”无疑这是一个曾经、仍在并且还将继续困扰人们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情”？《荀子?正名》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礼记?礼运》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可见，中国哲学里的情，一般都得随性而出。情是性从本体境界走向存在表象的实际过程和外化经历。情在中国哲学里是实质、内容、成分，是本体之性流入现象世界后所生发出的具体实相。《白虎通?情性》说：“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这便从宇宙阴阳的构成角度论证出性情的来源和性质。荀悦《申鉴?杂言下》也以为，情当来自于性：“好恶者，性之取舍也，实见于外，故谓之情尔，必本乎性矣。”相比之下，还是韩愈的《原性》说得具体、透彻：“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乃本体自有，是人生来与俱的，而情则属于性与外物接触、发生联系后所产生的，“与生俱生”的性只有在向外流溢、在“接于物”即关涉于存在世界之后才能够产生出情。唐宋以后，性与情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澄清。从李翱：“情由性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1]，到王安石：“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2]，再到朱熹：“情者，性之所发”[3]、“性是根，情是那芽子”[4]、“性是体，情是用”[5]、“性是静，情是动，……或指体，或指用，随人所看”[6]，这些都说明，一方面，性本情末或性体情用，情由性所生发，只有性才是情的根据和源泉。另一方面，性情都不可能离开对方而独自存在，既没有自本自根的情，也没有自展自现的性。情因为性而得以生发，性因为情才趋于彰显。
然而，性情在西方哲学中却始终处于被拒斥、被压制和被冷落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主流的西方哲学是一种无情的知性形而上学。在康德那里，不但“纯粹理性”（Reinen Vernunft）与“情”没有一点关涉，而且“实践理性”（Praktischen Vernunft）也不允许有“情”的干扰与介入。情是一切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moraliches Gesetz）必须排除的对象，是要摈弃的“主观的”实质性对象。中国哲学里的“情”是“性”之用、“性”“接于物”之后所生发出来的现象存在，所以在古今汉语里，“情”常与“实”相关联，一直有“情实”之说。但在康德却不同，他十分重视和强调形式（Form）对质料（Materie）的决定作用和支配意义。康德说：“在现象中，与感觉相应的，我称之为现象的质料，但那个对现象的多样性能以某种关系予以整理的，我称之为现象的形式。”[7]质料总在形式中被整理、被赋予意义，没有形式的质料只能够是一堆无用的杂物，世界的意义一定是由形式所给出的。进入实践哲学领域，康德便把全部道德法则都浸染于这种形式的纯粹性之中。康德说：“一切赞仰，甚至效仿这种品格的努力，完全都依赖于道德原理的纯粹性。”“道德表现得越纯粹，它对人心的影响力也就越大。”[8]在认识领域，形式越是普遍、越具有一般性，就越客观、越接近于真理；同样在实践理性中，道德法则越是纯粹，在现实效果上，就越神圣、威严，就越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