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市思明南路旁边一条小巷里有一处不显眼的旧楼，与厦门的繁荣相比，略微显得格格不入。如果不是小巷入口处墙上嵌着一块“厦门破狱斗争旧址”石碑，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座监狱。
厦门破狱斗争旧址始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1912年民国政府将其改为思明县监狱。为纪念1930年5月25日厦门破狱斗争这一斗争重要历史事件，1982年厦门市政府将思明监狱命名为“厦门破狱斗争旧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将厦门破狱斗争旧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来到这里，让人不禁对这段颇具传奇的红色故事心生好奇，小伙伴便为我们讲解了起来。这一切都需要从“三一八惨案”说起。何为“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混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不甘心失败的日本联合英、美等国,于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必须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3月18日,由李大钊主持,北京数千名学生、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据史料记载,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在段棋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要求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而执政府的卫队竟然向示威的学生群众开枪,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打死47人,伤200余人，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的学生刘和珍便是在这一天悲惨遇难，为此他写下了振聋发聩的一篇文章《纪念刘和珍君》，“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当时的执政府极力掩盖事实真相,鲁迅先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而在1930年3月18日这特别的一天，在厦门市中山公园内，人民群众为纪念“三一八惨案”，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中，有来自各地的农民、工人、老师、学生等社会进步人士。而就是这么一场旨在唤醒国人爱国热情的集会，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威胁。反动派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派遣为数众多的军警冲入会场，拘捕了二十多名共产党及一些党外进步人士。反动派将为数四十多人的中共党内人士，全数投入思明县监狱。就这样，这一所封建皇朝关押犯人的监牢，变成了拘押国内自由开明人士的专用监狱。
“在狱中等死，不如越狱，能冲出一个算一个!”秉持着这么一股信念，革命志士们成立了“破狱委员会”。 他们经过多次调查，摸清了厦门岛的军事部署，以及他们发现劫狱后赶往监狱的时间、人员数量，并且得出这些专业军事力量，最起码也要半小时才能到达现场。在进一步对监牢内部布置，警卫数量，哨兵、卫兵所在，及牢狱内部的枪械，做了系统的探查和分析后。事不宜迟，“破狱委员会”决定在5月25日上午9点，开始这次营救行动。为何选在5月25日上午9点？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是很多达官显贵的休息日，而九点钟，正是监狱内警卫吃早饭的时间，他们的枪械都会卸下来放在墙上。可以说，这一天的九点钟，是整座监狱防卫最薄弱的地方。只要在二十分钟之内完成破狱行动，他们就足以从海路逃之夭夭。营救人员分为内外两队，一队在监狱外，一队进去探监。通过向门卫塞钱，为数6人的内队，分三批进入了监狱， 与监狱中的四十多人，里应外合，只用了十多分钟，众人便分头冲出了监狱。在接应队员的引导之下，他们乘坐了不远处的码头之上的两艘木帆船便冲向了自由，冲向了光明，冲向更远大的前方。而在半小时后，反动派部署在厦门的军队才姗姗来迟，只能面对着一片狼藉，瞠目结舌，愕然良久。而这一场仅用10分钟，零伤亡，就从监狱成功营救出了被关押的40多名同志的“破狱斗争”震惊了全世界。
在深刻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后，看向那些反映真人、真事、真地点的图片和文字资料，仿佛跃然纸上；看向那复原的刑具，老虎凳、木马椅等“刑具”和一间间“审讯室”，触目惊心；看向那由玻璃钢制成的警察和烈士形象，栩栩如生；而牢房正对面的墙上还有图文结合的浮雕《小城故事》，更是为我们描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红色记忆，无一不让人为当时革命先烈的英勇而感到热血沸腾。
抚今追昔，在惊诧于以无人伤亡的代价全身而退的革命志士，惊诧于犹如天神下凡的武装勇士，惊诧于神出鬼没的指挥艺术的同时，也不禁感概现在的幸福生活，看着这一派安详和平的景象，又有谁知道这背后包含的血与泪呢。既往开来，身处21世纪的我们，更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主动担起时代重任，传承革命先烈的红色基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志存高远，慎思笃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