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思辨
2008年12月8日
——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前夕
李映泉
一、问题的提起
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了，可以说从那时起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已整整三十年了。实际上要论改革开放，还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泽东那一辈领导人晚年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说起，后来邓小平起了承上启下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三十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举世瞩目。然而，从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方面，从工业结构平衡方面，从人们的思想精神状态方面，从国民的理想道德情操方面，以及就业状况、贫富差距等等方面，也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不得不令人深刻反思我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总结建国近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验，可以看出：毛主席实行人民公社化、集体化生产，是为了从根本是防止和铲除剥削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公平幸福，健康无忧地生活和当家作主的权利。主席时代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奉献精神，如雷锋精神，大寨、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等，无疑是正确的，仍有存在价值的。以解放思想、承包、搞活等等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开放，从主观上来说也是好的，也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客观上造成发家致富，盲目无序竞争，产生剥削，社会出现严重腐败、不公，为官场吏治的腐败搭建了温床和合适的土壤，也严重侵蚀了我们党的肌体，败坏了我们党的声誉。
二、怎么办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党有成功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已经做出了定论性的总结。在这里，我还想谈点自己的浅见。我认为，对任何事情，都应该辩证地看待解决。应该从我国的历史经验出发，从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出发，考虑综合因素。既不能完全实行改革开放，完全解放思想，完全依靠市场规律运作，也不能完全走高度集中，完全一体化形式下吃大锅饭、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模式。要走二者相结合的道路，取其优点而用之。
怎么办？一句话，就是我国不能太一致，也不能太无权威、太松散。有条件的地方仍要实行大集体、大农业，无条件的地方可包产到户，灵活经营，比如：平原地带、地广人稀，适宜机械化耕作地带，可搞集体化，不宜分散经营；高山丘陵，耕地稀少，不宜耕作的地方，可分散或搞多种经营。总之是千方百计，灵活多样的，生动丰富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一盘散沙，无人收拾。
抛弃毛泽东思想，轻视或抹杀精神因素，甚至以牺牲精神文明建设为代价，没有国家权威，没有国家计划，完全靠市场运作搞经济、搞发展，不能算是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出现的问题很多，严重到足以亡党亡国；完全实行一体化、集体化的不灵活模式，一切靠国家计划，思想不解放，甚至太僵化，照抄照搬别人经验，不变通也不行，也会亡党亡国。一句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老祖宗留下来的先进的东西不能丢；落后的、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也必须得放弃。比如：彻底否定“文革”，否定对人思想修养灵魂的革命改造，否定对领袖的崇拜，社会上却出现了各种对宗教、神灵、虚无的崇拜，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统一人心、统一认识不利。那种以偏概全，要么一刀切，要么这样那样，顺风倒的制度办法，即使行得通，然而对我国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危害极大，极为不利。
现在我国社会各项事业虽然发展了，而且成绩巨大，主流突出，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危害较大，比如：法律虽多，效果甚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国企改制，下岗失业人员较多；社会财富、利益导向机制极为不公或差别巨大；大学生遭遇分配、就业难；房地产开发势头过猛等等。如果不从根本上、制度上找原因，找差距，解决问题，那么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样会丧失，有朝一日同样会亡党亡国。
三、好坏的判断标准
判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制度是否完善的正确标准或方针，应该重新界定：除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以及检验一切事物成败的标准而外，还要看是否有利于加快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比如制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等等；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比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等；是否有利于铲除剥削、不公、阴暗、腐败等资本主义社会或西方发达国家中存在的顽症；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的理想、道德、精神文明、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健康快乐向上的氛围形成，比如：良好的读书、钻研中华文化的学风，文明礼貌、亲民友善、待人和气，不尔虞我诈的涵养形成等等；以及是否有利于进一步把我们党锻造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比如：党的各项政策不光停留在口头上，更要落实在行动上，办实事上，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工作作风、学风、党风、政风，都能得到有效改善，努力营造一个文明、健康、和谐、廉洁、务实高效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总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抵御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一切艰难、风险，并不断保持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永葆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也才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