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中国家庭“严父慈母”的组合转变成了“虎妈猫爸”。这一转变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出走的“父亲”形象，一个从“乡土中国”出走，走到了现代社会的“父亲”形象。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家庭，“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是事业的领导者，在家族中的地位自然显赫。但情感上却不如母子那么亲切了。长时间事业化的家庭管理，让父亲与家庭的关系趋近于陌生。
我认为乡土中国的乡土性是父亲与家庭趋于冷淡的根本原因。费老认为中国乡土社会是缺乏流动性的。的确。它构成了稳定的社会：男女老少每天安居乐业，井然有序。“回到家，夫妇间合作顺利，个人好好地按着应做的事，各做各的。”人们根本找不到机会，也不想找机会交谈。这样，夫妇间的感情淡漠开来。而且，生育不过被看作功利性的任务。孩子不过是继承事业的工具。母亲仍然有较长的时间和孩子待在一起，而父亲以长辈的形态来教化孩子，又因为一家之主的光环，“父亲”这一形象逐渐的从人们的心中剥离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大人”。在乡土社会下，父亲的地位明显的被抬高了，亲子关系变的不可亲近。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描绘的父亲，强迫“我”背书，那不容反驳的语气，足以突出父亲在家中的权威。《红楼梦》中的父亲贾政更是令贾宝玉闻声而噤若寒蝉；《雷雨》中的周朴园在儿子们面前俨然就是一个霸道大boss。翻开一部部中国小说，鲜有以和善面目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
冷淡，是乡土社会父亲形象的一个标签；沉默寡言，则是这个标签外在色彩。朱自清在《匆匆》中描绘了一个沉默无言而又深爱着自己的父亲。他一次次用看似冷漠的背影，来抒写着对儿子的爱。刘亮程笔下的父亲更是一如耕牛般地存在于妻儿中，以致作者认为“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了解父亲，对这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叫他作父亲的男人，我有一种难言的陌生”。
但我认为这种关系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乡土中国的确奠定了父亲与家庭关系的基调，但这种关系在乡土性逐渐稀释、现代社会与乡土社会不断融合的背景下，变得缓和了。父亲与家庭的关系在变化。
舒已在《父子情》中写道“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老舍）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才放心了。”老舍先生以他关切的问候，来表达他对舒己的爱。父爱，正在逐渐变得富于表达化，亲子之间相处的模式，也变得亲近化。走在大街上，随处可看到父亲牵着孩子的手，一路有说有笑地走去。父亲，正在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融入孩子的生活中，而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暗中指引他前进的道路。
但严厉仍是父亲的标签，父亲赚钱，母亲养家的模式依然存在。我们只能说父亲的“出走”未能走出乡土性这块无形的领域，或者说，不能走出。但一次次“出走”，使得父亲这一形象逐渐步入正轨，使得他逐渐与我们心中的父亲重合。“出走”实则是异化的父亲形象的归位，归于慈祥，归于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