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中国近代史》是两本历史书，前者讲明朝万历年间历史，后者讲清末历史。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前一阵热播剧《人民的名义》里被提到两次，高育良为什么成功？可能就是从这本书里得到了启发，本书着重说了六个历史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但将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表露无疑，维护皇权统治的“利器”竟然是道德，是礼，靠的是四书五经。于是催生出只讲道德不讲法律的文官集团。
其实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两万文官抱团取暖，内部又分派系，皇帝很多事情是左右不了的，比如腐败问题，当时一个二品大臣一个月俸禄只有一百五十两银子，更不要提其他的小官了，所以地方官收取“常例”，京城大官收受地方官贿赂，想要励精图治，大刀阔斧的改革，像习大大现在一样实行依法治国，使各级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更是难上加难。
礼虽然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却也是社会进步的巨大阻碍。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道德亦有阴阳。
海瑞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大清官，抄家只有十两银子，但他断案的标准如下，令人不敢苟同。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可以想象，以“礼”断案可能得到真正公正吗？文人也有阴阳，张居正在我的印象里本来同他的名字一样，的确张居正有严厉，为国尽忠的阳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任人唯亲，排挤对手，个人生活奢侈，放纵部下贪污的阴的一面。
更可笑的一点是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关于立储一事的争执，文官坚持立长子，因为长幼有序，万历皇帝一心想立自己心爱的郑妃的儿子为太子，最终还是抵不过数万名文官，也因此在万历十五年开始不理朝政，以老子的“无为而治”为借口，不上早朝。说到底还是社会制度问题。
后来满人入关，建立大清帝国，他们实行的重农抑商的保守统治。所以近代的屈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近代史那本书就不再写了，这段历史都比较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