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黄仁宇在对历史的研究中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在了解了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后，我发现之前对于历史的粗浅理解应当属于大历史观的范畴，不过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我总结我的大历史观为“制度完善趋于停滞，技术变革方能发展”。
中国的历代王朝的经验表明，凡是一个时期制度变得完善了，那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比如明清两朝，内阁制度建立后，中央集权统治达到顶峰，当时中国社会如一潭死水一般寂静，除了短暂的康乾盛世，再无发展。直到鸦片战争时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这个仍处于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而反观同时期的英法等国，百年来历经数次资产阶级革命，为一个适合本国的制度而抗争，虽然动乱了一些，但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实则是社会的进步、历史的进步。
技术的进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很容易理解，因为技术是生产力，它能够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我们现在通用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大致是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些社会演变的标志都是技术的变革。火、石器、铁器、蒸汽机、电力、互联网等技术的出现彻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且技术的发展并不是有规律的，有可能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也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突然爆发，形成“技术爆炸”，比如工业革命时期距今不过两三百年的时间，但足以颠覆人类两三千年的技术。现代社会已经初步进入到信息化时代，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精准传播，人类社会又将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甚至超越工业革命后的世界。
但也有例外，比如中国古代铁器出现两千多年后仍处于农业社会时期，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很早地进入到工业时代，这当然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社会制度作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巨大的，所以即使明清时代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也仅仅只是芽，当时中国的土壤环境长不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参天大树！
在技术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分化的产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不平等。不过不要笼统地认为社会不平等是一件坏事，其实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我借鉴社会学的一些观点，比如考察社会不平等的一对范畴是稳定性不平等和流动性不平等。
稳定性不平等是指社会分层地位与处于这些地位上的社会成员具有长期固定的联系，即社会成员长时期（终身乃至世代）停留在同一个阶级、阶层之中。中国古代长期处于稳定性不平等的状态，例如在明朝一个人为了获得考取功名的物质条件，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辛勤积累，以及父母和贤妻的格外支持。所以当时一些晋商会资助那些考取功名之人，待那人功成名就之时再连本带利还回来，那些初入官场的官员急于想捞取灰色收入，和身边催债的师爷大有关系（很多师爷就是当初的放贷者）。可想而知在社会阶层严重固化的时代，一个人想要出人头地是多么地困难，这种极端的不平等会逐渐激化社会矛盾，直到生存受到威胁的人们组织起来推翻当局政府，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暂时性不平等指分层地位与社会成员间的联系时短暂的、临时性的，社会成员有可能或者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地位层次，或者是自动跨越地位层次。虽然很多人抱怨改革开放后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阶层固化严重，但这种不平等只是暂时性的，一个人、一个家庭可以在几年内的努力改变命运，比如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一个在大山里世代为农家庭的命运。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意义重大的史鉴。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78年，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杀机。这个王朝已经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犹如一朵鲜艳的玫瑰，允许在外观上简单修饰，但若想真正改变内部的机制，锋利的刺一定会把你扎得头破血流。
反观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态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总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并在未来几年将超越美国。这些成就让很多人都以为中国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制度完善了，中国已经高枕无忧了，这种荒谬的想法越少越好。制度完美就是社会停止发展的前奏，即使像美国三权分立制度非常健全的国家也在不断进行优化调整，所以不论中国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中国的改革需要永远在路上。
